如果所谓的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变成了一种“惯性”思维，不去准确计算和体察百姓的承受能力，不去高度关注社会平均承受力以下的范围，就可能一再触及并突破百姓的承受底线。

　　前不久，各地掀起出租车涨价风潮时，运管部门认为“涨价是在百姓完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”；跨行查询收费遭到普遍质疑时，某些银行的解释也是“低于国际收费标准，百姓可以承受”；谈到正在酝酿中的水价上涨，建设部门又说，会在老百姓许可和承受范围之内，还水价一个真实的“面孔”，但水价的提高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———当“涨价”变成一个敏感的字眼时，相关部门便最推崇一种新的思维，那就是所谓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。

　　事关百姓利益，能考虑到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，应该说是值得首肯的。但是，何为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，它是否应该是百姓认可的范围。从当前百姓对公共产品跟风涨价的抱怨和质疑中，我们丝毫感受不到有关部门所谓的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涵盖了百姓认可的“范围”。恰恰相反，有关部门敲定的“范围”与百姓可承受的“范围”总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。而且，随着征求百姓意见的各种听证会演变为“涨价会”，所谓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成了一块冠冕堂皇的招牌。

　　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———这样的话听上去很悦耳，说起来很美。可是，不断上涨的房价、气价、水价、电价、票价、学费、医疗费……哪一个是在百姓认可的“可承受范围内”呢？有多少“可承受范围”是百姓真正认可的“范围”？电价上涨的时候，电力部门可以说是在百姓的“可承受范围之内”；学费上涨的时候，教育部门也可以说是在百姓的“可承受范围之内”；公交和地铁车票上涨的时候，管理部门同样可以说是在百姓的“可承受范围之内”。试问：哪些部门考虑过把这些涨价加在一起，是否还在“百姓的可承受范围”之内？

　　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曾说：“我自己就知道，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，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。”部长尚且如此，更何况那些低收入家庭？今后几年内，全国各地公用设施市场化进程将加快脚步，百姓最担心的就是公共产品的价格会不会一路攀升？担心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和企业在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的流行语下，不断将运营成本和风险转嫁到百姓身上。这样的担心但愿是多余。

　　有关部门所谓的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与百姓认可的“范围”，之所以总是存在明显的差距，与过高估计百姓的承受能力有关，也与漠视百姓的困难有关。一些官员疏离百姓，尤其对百姓的真实生活和现实期盼缺乏亲身体察和了解，缺乏认真的倾听。当前房价上涨势头难以遏制，不是仍有官员在极力宣扬“房价应该在百姓可承受范围内适度上涨”的论调吗？试想，如果一些地方的主要官员买不起房，每个月也会为交水电气暖等费用发愁，也感叹自掏腰包的手机话费太贵，也抱怨出行成本太高，大概就能还原一个真实的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。

　　可以想象，如果所谓的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变成了一种“惯性”思维，不去准确计算和体察百姓的承受能力，不去高度关注社会平均承受力以下的范围，不去重点考虑困难群体的承受能力，不去最大程度地保障百姓的福祉和利益，就可能一再触及并突破百姓的承受底线，挑战百姓的终极承受力，导致民生维艰，矛盾加剧，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无疑将面临严峻考验。

　　我国已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显期，当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应该更多惠及百姓的呼声变得日益强烈的时候，这个时期就应比以往任何时期更要关注百姓的承受能力，尤其是困难群体的承受能力。但是，关注百姓的承受能力，绝不是一句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就可以轻松对付的。要使“百姓可承受范围”真正成为百姓认可的“范围”，有关部门和官员就要坚决摈弃形式主义，在处理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上，沉下心来，认真地问一问自己：权是不是真的为民所用了，情是不是真的为民所系了，利是不是真的为民所谋了。